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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关东之殇七（第1页）

“松鹤丸”酒肆的店面格局和日本东京相同的饭馆没太大不同，门头招牌下挂着只遮住上半截门的深蓝色布帘，布帘分作三块，每块上都写了一个白色汉字，组合起来就是店名。

在东京普通区域单纯开酒肆只可能赔钱，“松鹤丸”是酒肆混合饭店的买卖。进门之后左手是长条型大柜台，柜台离门最远处的水槽中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日本人，中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一两文铜钱，买一瓷壶酒，在靠柜外的凳子上坐了，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两文，便可以买一碟关东煮或者煮蚕豆做下酒物。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条鱼。但这是十几年前的价钱，自打1918年后，物价已经涨了四五倍。

每到饭点，“松鹤丸”里面就面就热闹起来，北一辉赶在这个时候掀开门帘走进“松鹤丸”的店里。

此时店里面一半的位置上已经坐了顾客。几乎人人面前都有酒。与其他酒肆相比，不管“松鹤丸”的老板往酒里面掺了多少水，好歹维持了带酒精的饮料的基本低价，这就能格外的招揽客人。

酒量差的，几口下肚就醺醺然，趴在柜台边脑袋枕在前臂上打盹。酒量好的，则是在桌子边坐着，拿着碗店主买来的走私中国高度酒，让让大家，而后慢慢的喝，喝完一口，上面咂着嘴，下面很响的放凉气。

为数不多的几个干吃饭的家伙，捧着碗混了大米的豆子饭，大口的扒拉，因为吃的急，一口没咽下去，把脖子撑得又粗又红，连忙向老板要了杯水把豆子饭冲下喉咙。

从中国回来，特别在人民党根据地待了这么久，北一辉发现日本人与中国人饮酒的习惯不太一样。日本人大多数是为了喝酒而喝酒，菜不多，追求的就是喝的醉醺醺的感觉。中国人也喝酒，却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把酒当了调味剂，先是猛吃些饭菜，接着喝口酒润润。按照中国的俗话则是“吃香喝辣”。

这酒一下肚，气氛就热闹起来。几乎每个人都说话，或者是天气，或者是最近的新闻。当然也不乏抱怨。那位边喝酒边放气的是位拉黄包车的。由于放气声音太大，引发了别人的瞩目。看众人目光落在自己身上，那位就绷着脸向大家抱怨，他怎么在大太阳底下由一清早到如今，还没停过脚，身上已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不知有多少回！

其余的人多数是彼此谈着闲话，听到这两句，马上都静了一会儿，而后象鸟儿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间的委屈，都想讲给大家听。连那几位吃着混了大米的豆子饭的也把口中匀出能调动舌头的空隙，一边儿吞咽，一边儿说话，连头上的筋都跳了起来：“拉包月的就好过吗？！我两点起到现在还水米没打牙！竟说银座到樱田门——嗝！——我已经三个来回了！把屁眼都他妈的累炸了，一劲的放气！”转圈看了大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往嘴里塞了一口豆子饭。

北一辉只是静静的听，却也不参与这些讨论。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武汉，这等场景同样并不少见。每个劳动者都颇为辛苦，人民党为了聚集所有力量发展重工业，在国家可以直接控制的经济领域，对劳动力的榨取可谓“凶残”。包括陈克在内，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资本分红，每个人都在劳动，劳动，劳动。北一辉带领的学生调查组分析日本经济的时候，最新共识是日本近十年以来，投资极大的积压了消费。于日本相比，人民党的投资力度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想起自己领导的研究小组，北一辉就感到一阵自豪与欣慰。想进行社会革命，首先就得知道社会是一个什么现状。出身比较高的大学生们固然有种种年轻人的幼稚与不成熟，却有着另外的好处，他们的视野明显比普通大众要开阔得多。

想拥有见识，不考虑个人资质的话，就只能靠钱财与先天继承的社会环境。垦殖大学是一所“新学校”，1900年创校的时候甚至没有自己的校舍，干脆借用东京政法大学的校舍。在校学生很多是没有考上东大、早稻田、庆应大学的家伙。年轻人在暑假期间自然是到处串联，逐渐的，北一辉领导的社会调查团队中出现了这几所着名学校的在校生。

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般都拥有超出普通人见识与能力的水平，当统治阶级的能力与组织力弱于民间的时候，这个政权也就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1923年，能在暑假有自己的闲暇的学生，出身都不低。穷困学生此时都在努力帮助家里面干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搞什么不赚钱还得倒贴钱的社会调查。

人民党干校课程本就是给统治阶级管理阶层学习的内容，出身中上层的学生一听就感到亲近。人民党政务积累出的经验，让缺乏实际操作的学生们感到大开眼界。

北一辉年轻的时候就靠干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来积攒革命经费，现在他索性要求学生们除了要自己承担伙食费之外，还需缴纳参加活动的参加费。当然，每一个小组都能分享归纳总结出来文稿的印刷件。学生们中间有人家里面就是开印刷厂的，以优惠的价格谈妥了生意，由专业排版工人负责大量印刷工作。这笔费对于日本普通家庭来说用并不便宜，然而所有参与社会调查的学生很轻松的把钱拿了出来。

有中国革命做样板，北一辉到现在为止的发展还算是相当顺利。好歹学生们理解了资本与钱财的区别，尽管北一辉对学生们的表现还是不够满意。

这也怪不得学生。陈克是很敢嘲笑外国的，例如干校就引用过陈克嘲笑外国“只有经济学，没有政治经济学”。这种嘲笑在日本的确找到了明证，学生们对经济或许有点概念，对于政治经济学则是一窍不通。即便是商学院出身的大学生，专业知识也不过是如何为商业部门服务。把日本大学课程与人民党党校以及各级学校的政治课程一比，北一辉明显感到日本大学就是在培育高级劳工，而不是人民党那种以教育来培育未来统治阶级的思路。

北一辉只能用靠自己记录的党校政治经济学课程，以及自己对“唯物历史主义”二把刀理解给学生讲课。即便如此，大学生们仍然觉得北一辉的学问深不可测。

瞅着眼前这些只想着如何解决明天生计问题的普通日本劳动者，北一辉心中是难以克制的优越感，同样还有焦急的感觉。只要再等几个月，几个月就行。那时候北一辉就能有一定人手来推动在人民中间的革命宣传。

学习人民党的经验，北一辉很清楚直接向人民宣传什么《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行，想领着日本人民起来革命，就必须有适合日本的革命方式。更直白的说，就是得有基层。而这个基层既不是那些大学生，也不是眼前的这帮劳动者。在日本想获取基层的控制权，就一定得得到一部分人的合作。这家“松鹤丸”酒肆是羽田圣向北一辉推荐的“反政府沙龙”中的一处。真正的基层人员就在这里面出没。

最热闹的饭点时段过后，劳工们纷纷回家休息，接下来的客人就是纯喝酒的。这些人以军人和技术工人为主，他们的声音远没有劳工大，神色也郑重或者激烈的多。更明显的是，这些人的桌面上多数摆条鱼，放几碟菜，谈论的内容也和饭菜一样“高级”些。

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骂政府，其中有些人认为只要把政府中的xx，xxxx，xxx除掉的话，日本政府就能走上更正确的道路。或者认为日本政府的某些机构就是祸国殃民的根源。水平更高些的，还能谈论某些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是在如何损害日本的利益。

在现在的日本统治阶级看来，这些人无疑在“反政府”。如果是以前，北一辉也会持这种观点，然而现在他已经不这么想了。

骂政府与反政府根本不是一码事，根据人民党党校干校中明晰的划分标准，反政府是反体制，骂政府是因为觉得政府可以干的更好，由于感到失望而大骂。以人民党的标准来判断，这些人其实是日本政府的坚定支持者。

例如今天来的好几个军人，他们痛骂经济形势的恶化，痛骂政府的无能与政党政治的腐败，还偶尔抨击陆军部现在的弱势。不过接下来的话就完全展现出他们的态度。

“各个强国要么是有广阔的殖民地，要么是有广袤的国土。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更有效的办法。首先就要杀光朝鲜人与台湾人，由日本民众获得土地以及当地矿产开发权。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有饭吃。”

“的确如此！驻屯军不仅要花钱，还要维持当地治安。朝鲜地区反抗的极为强烈，与其把兵力与军费用来防守，还不如用来消灭朝鲜人。没有任何必要留下朝鲜人！”

“现在日本自己的失业已经如此厉害，结果还有这么多朝鲜人到日本来工作，政府这就是卖国！把朝鲜人撵回朝鲜去，根本没有任何必要给他们工作机会。”

这些军人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猛烈抨击政府的同时，还不忘记出谋划策。

对于这些“谋略”，北一辉并不认为有深刻可借鉴的价值。对内压迫，对外掠夺，国内矛盾外部解决，这种态度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年轻军官感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压迫，感受到了被压迫的痛苦。然而他们依旧是日本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即便是这些年轻军人或许有勇气去打倒现在的政府，不过他们想建立的不过是一个“更有效执行现任政府帝国主义本质”的新政府。他们反对的是自己被压迫，而不是反对压迫。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迫使一切人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人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日本无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国家，这个国家的认知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出的思路。也就是说，必须成为资产者！这种对日本现状认知不能不让北一辉感到一种失望。

北一辉忍不住想起了《狂人日记》里面的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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