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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何谓“真实”，又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概念，我更倾向于一位纪录片工作者对“真实”的界定：“形而上的真实也许是深不可测的黑洞，无法被现实的光穿透。或许，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可以和应该用另一个问题来表述：我的真实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基于什么立场上的对真实的调查？说到底，真实是一种叙述方式，它必定要把藏在它背后的叙述者暴露出来，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隐藏着或躲避着，因为它一定是存在着的。那么，于此存在的就是叙述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真实其实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是基于价值立场上的叙述，它本身就是对价值立场的建构。”（吕新雨：《什么是记录精神？》，《东方》杂志2002年第10期。）对于作家来说也是如此。选择何种价值立场，便意味着选择何种“自我”，何种“个性”，何种“真实”，何种叙述。在当下我们所身处的权力——市场化空间里，强势集团对公共利益强行掠夺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氛围，弱势群体由于几无容身之地而产生的生存与精神危机，从整个社会的畸形生态中生长出来的实利主义与蒙昧主义相结合的价值取向，使良知尚存者耻于站在权力者一边。站在无权者、被剥夺者的一边，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是渴望真实的写作者真正的冒险。

是的，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对“真实”进行忠直的描述与勘探，在真实判断之上反对愚蠢、无趣和谎言，进行勇敢的智慧、反讽与想象力的实践，——如此底线性的写作立场，竟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精神冒险。这种冒险不仅仅是对“责任感”、“使命感”、“道德感”等等存在于生命本能之外的伦理吁求的遵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自由、健全而广阔的生命自我对于难度和有趣的必然要求。渴望有趣就会渴望难度，渴望“反熵”。在一个良知、真实和智慧均受到挑战与否定的社会中，最有“难度”、最“反熵”的事就是反对愚蠢、无趣和谎言，就是追寻良知、真实和智慧；只有这种负重而冒险的行动才会诞生自由生命的真正张力，才会在人类文明的链条上接续自己无愧的一环。那种把“有趣”、“冒险”和“创新”局限于修辞领域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盆景价值观的产物，其结果是对自由广阔的个体生命之域的人为贫窄化。相反，若把反对愚蠢、无趣和谎言的精神冒险实践于文学创作的意义层面，则作家在思想和创造力的自由与解放中发出“真实之声”的同时，必会带来真正的修辞领域的创新。

但同时，道德主义的教条化则也可能给“精神冒险的文学”带来禁锢与伤害。如果“良知写作”、“草根写作”有朝一日蜕变为苦难与不公的平面展览、愤怒与凄苦的廉价呼号，它也就失去了任何的文学价值。文学是作家对世界的心灵介入，他（她）须首先了解的是自己的丰富的心灵，而非越过自己的内心，转向对外部世象的博物学搜集。她（他）只有以自身丰富的内心体验来描述自我与他人的世界，作品才会有“心的探讨”、“生的色彩”与“力的表现”（顾随语），他（她）才会写出真的文学。“如何始能有心的探讨、生的色彩？此则需要有‘物’的认识。既曰心的探讨，岂非自心？既曰力的表现，岂非自力？既为自心自力，如何是物？此处最好利用佛家语‘即心即物’。自己分析自己探讨自己的心时，则‘心’便成为‘物’，即今所谓对象。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己怎样活着而知道别人怎样活着的人，不知自心何以能知人心？能认识自己，才能了解人生。”（《顾随全集3·驼庵诗话》，第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把“自我”作为“客体”、“对象”来探讨，而非拿它当作自恋、自足的戏子来表演，并在对自心的深刻认知之上，延伸作家对整个世界的体认与表现，这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在对自我和世界的真实而无遮蔽的“心的探讨”中，我们这个充满禁忌的精神虚弱的世界，必将对此探讨设置重重阻碍与困境，许多真实的思想必被禁止说出，许多真实而刁钻的形象必被列为非法，许多汪洋恣肆的想象必不可以浮现。但是，也只有这种冒险性质的探讨才是这个世界的精神精华，它们必须浮现。回避这种冒险，一切皆在现有的规范框架内进行的文学，实际上违背文学的真正伦理与真正的精神。

以此维度考察王安忆的小说写作，我无法不产生一种深深的失望与遗憾之情。虽然从她的近年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她写作技巧的纯熟、对东方之美的敏感、把握人情世故的精准和捕捉生活细节的神通，就如同一位炉火纯青的大内高手，或者一位技艺精湛的音乐家，意到手到，绝无力不从心之感；但是，在这些技术表象之下，一种真正禁锢创造力的“远离冒险”的保守主义情结已凝聚为她作品的灵魂，换句话说，王安忆作品呈现出来的“不冒险的和谐”面貌，瓦解了她的写作本身的价值。这种“和谐”，借用怀特海的话说，就是“在相对缺乏高级意义客体的经验中的那种性质上的和谐。……这样……派生出的和谐是一种低级的和谐类型——平淡、模糊，轮廓和目的都不突出。在最好的时候，它只能以一种陌生感激动起来，而在最糟的时候，它便凋零为无意义的东西。它缺乏任何能激动深层感觉的强烈而兴奋的成分”。（〔英〕an怀特海：《观念的冒险》，第329页）

“在相对缺乏高级意义客体的经验中的那种性质上的和谐……它缺乏任何能激动深层感觉的强烈而兴奋的成分。”——这句否定性的话语虽然不那么中听，但我个人认为它的确适于评价王安忆近年文本的“和谐”特性：她近年小说的主人公，其个人主体性被极大地弱化，其灵魂世界不被呈现，其行为严格遵循日常生活的机械生存准则。在《长恨歌》、《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新加坡人》等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机械生存准则”被提升到存在本体论的地位，并以一种“东方奇观”的形态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缺乏“意义”和能激动深层感觉的成分。同时，在作家对人物和环境的叙述态度里，则隐含着她无处不在的“世俗规范性”思维，隐含着她对中国传统的自然价值观的回归，这种意愿无声地体现在她营造的“浑然”与“和谐”的美学意境里，构成一种对深受西方都市文明濡染的现代人（包括东方的与西方的）而言十分陌生的“东方情调”，以及由这种“情调”而引起的沉浸和迷醉，但是却不能引起局内之人对此种充满“物质性”或曰“精神贬抑性”的文化的必要省思。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安忆自《长恨歌》以后所写作的长、中、短篇小说，其精神内涵、写作手法、结构方式、语言形式等方面的单调重复，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她似乎已形成一套关于“东方平民生存方式与价值观”的表达语法，她的近年所有小说几乎都是这种“语法”的变体。她的写作寄身在这个无论是官方民间、还是精英大众都没有异议的“语法”里，在其合理性已日渐耗尽的现实秩序和文化秩序中显得既和谐又安全，没有给沉睡的文化文学空气以任何清新的刺激。对于一个被经典化的作家而言，这可以说是令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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