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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劳动局终于再次安排了詹国滨的工作单位。这次是武汉星火文具厂。詹国滨一看又是“星火”什么厂，火就冒出来了。当时就在劳动局劳动人事科科长的办公室，他怒目喷火，把双手撑在办公桌上，把脸一直顶到科长面前，吼叫道：“哦哦哦!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几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把革命造反大旗插上红旗大楼，难道只配到这种婆婆妈妈的小工厂上班吗?告诉你，我绝对不去!”

科长只说了一句话。他说：“詹国滨，你把唾沫喷到我脸上了。”

从此，詹国滨就被劳动局遗忘了。每次讨音讯，得到的回答都是同样的：领导正在研究，请你耐心等候。很久以后詹国滨才知道，武汉市星火文具厂其实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好单位。是整个中南五省唯一一家最有规模最有技术人员和先进设备的企业，他们连钢琴配件都能生产，据说国家正在考虑批准他们生产整架钢琴。到了这个时候，詹国滨后悔就来不及了。其实几年来鲁火种屡次教导和提醒詹国滨，要他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注意谈话的方式和技巧，比如说不想去那些小工厂，千万不要直接说，而要说“我太年轻了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不要说“你们什么时候再给我消息”，而要说“我什么时候来听消息比较合适?”，最忌讳的是：千万不要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不要开口闭口红旗大楼什么的，因为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又不是你一个在搞，多少人都在抛头颅洒热血坐牢杀头离婚，咱们算什么呢?功劳永远属于党和毛主席，属于集体属于大家，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渺小和幼稚可笑的。

然而，鲁火种对詹国滨的教导和提醒，更多是促进和加固了他自己的爱情。柳燕妮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佩服不已爱情的火花在她眼睛中越烧越旺。詹国滨却完全无法按照鲁火种的话去做。詹国滨一离开鲁火种就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中，他的嘴巴在说出话来之前，怎么也不懂得如何讲究技巧。要他不提到红旗大楼那简直没有可能，不提起红旗大楼谁知道詹国滨是谁呢?他就是在红旗大楼出名的呀。詹国滨就是詹国滨。这个人不可能完全学习另外一个人。人生的某个时期就是这个时期，不可能变成其他时候。因此，当詹国滨被冷落和闲置到他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时候，他的弟弟詹国邦初中毕业面临下放。

国家有一项政策，这就是：一对父母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詹国滨的父母选择了第二个儿子。他们在找詹国滨谈话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女儿詹国秀的思想工作。詹国秀也已经给学校和居委会送交了她亲笔书写的保证书。她保证“在明年的初中毕业之后，立刻奔赴农村。因为我，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迫切地希望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改造思想炼红心”。詹国滨被找回家的时候，母亲给他特意做了一碗红烧带鱼，这是詹国滨特别爱吃却又是武汉市特别难以买到同时又很昂贵的海鱼。詹国滨警惕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吧?”詹国滨已经在社会上混得很有经验了。他的父亲，一位业务精湛的老校对员，似乎有点怕儿子，不过还是鼓起勇气，把詹国滨从来没有清晰知道过的家庭问题，一一摆在了他的面前：他们的父亲早年患过黄疸型肝炎，一直都没有力气做家务重活。他们的母亲有肾病，长期贫血和腰疼。这几年来，詹国滨几乎都在外面闹革命，家里买米买煤疏通管道修理桌椅等所有的事情，都是詹国邦在承担，这个家里已经离不开他。更加上詹国邦这小子远远没有哥哥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就知道调皮打群架，拉帮结伙在街巷玩耍，到处招惹女孩子，如果脱离了父母的严格管教，那将来的结果很可能不是坐牢就是杀头。现在家中的情形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对于父母来说，三个孩子他们都喜欢，正如俗话说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詹国邦留城，詹国滨和詹国秀则都必须下放农村。如果詹国滨现在就主动申请下放，那么詹国邦肯定就得以留城。

带鱼卡在喉咙里吃不下去了，詹国滨放下筷子，坐在那里发窘。发窘的感觉很不好受。

“好!”他说，“我下放就是!”他干笑了两声，说，“反正我也呆腻了!”

就这么一下子，詹国滨把自己推上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话出口的一瞬间，一个巨大的凄凉寒透了他的心。反而，他的脑筋开窍了。他想：自己这么年轻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如果他在已经获得留城的情况之下还主动要求下放，那么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通过他这几年在社会上闹革命，他已经知道一个人的政治资本是最有用的。詹国滨自己悟出了这个道理，思想一通，行动就配合上来了。他的下放请战书写得特别积极特别狂热，以至于鲁火种看了以后都忍不住提出了商榷，说是否需要掩饰一点虚假和收敛一点夸张以达到更好效果。詹国滨表面答应说好，结果还是一字不改地送交到革命委员会。因为詹国滨还是詹国滨自己。他已经是一个名人。他已经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在他看来，千臭万臭马屁不臭。你用多夸张的词语歌颂知青上山下乡也不会有人感觉过分。就在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死乞白赖留在城市大伤知青办领导脑筋的时候，那些领导惟恐没有人挺身而出做榜样。这一次詹国滨判断准确。他立刻又被市里的大领导召见。作为积极投身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典范，詹国滨的大幅照片和请战书被报纸刊登出来，报社不吝溢美之词，浓墨重彩地写了编者按。欢送会在规格最高的大会场所武汉剧院举行。詹国滨披红戴花，生平第一次站在麦克风前面，亲口朗诵自己的请战书。詹国滨还没有到达农村，就被作为知青的优秀代表，结合到某公社革命委员会。

的确，詹国滨是作为知青下放农村了，但是他并没有去做口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直接去公社机关上班，成为全公社最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詹国滨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知青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个任务对詹国滨来说比较简单，农村到底孤陋寡闻，他把《如果马克思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一文抄录出来，张贴在公社机关院子里，同时把它们用蜡纸刻钢板，油印，装订成小册子，分发给每个知青点。就这一个举动，足以轰动全公社。于是詹国滨的来历和他十六岁在红旗大楼的壮举，也随着到处传颂，越传越惊险和神奇。詹国滨很快就站稳了脚跟，获得当地贫下中农的极大信任和好感，当之无愧地成为他们公社最著名的知青。

詹国滨又经历了一次大悲大喜和因祸得福的转变过程，他感觉自己这次是真正成熟了。他开始确信自己果真具备政治头脑和政治水平正如他父亲在哀求他下放的时候恭维他的那样，也许父亲不是恭维而是知子莫如父。和绝大多数知青一样，詹国滨当然也不会是真心实意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他应该首先入党，再上大学；只要成功地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大学，将来就不愁回到城市，不愁没有最好的工作单位。在乡村宁静的夜晚，詹国滨有许多时间考虑自己下一步的人生计划。农村的季节因为一茬一茬庄稼在不断生长和收获的缘故，更替得特别快。詹国滨在飞快的日子里每时每刻都感觉自己的青春在流逝，此前的挫折和教训历历在目，詹国滨已经二十多岁，他不可再错失良机。由于詹国滨除了自己个人的政治资本以外，从公社到县城到省市以及北京，完全没有人际关系。这样就迫使詹国滨拿出了最客观的现实态度和最大的狡诈。贾春娇进入詹国滨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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